下表為不同時期關于均田制下小農受田的相關記載。由此可知,從北魏到唐朝前期
時期 | 內容 | 出處 |
北魏 | 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40畝,婦人20畝,“所受之田率信之”,再加桑田20畝,一夫一婦可受田140畝。 | 《魏書·食貨志》 |
隋朝 | 隋朝隋文帝“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 | 《隋書·食貨志》 |
唐朝 | 太宗巡幸至靈口(陜西臨潼),“村落逼側(擁擠),問其受田,丁三十畝”。 | 《冊府元龜》 |
A . 社會人口持續快速增長
B . 生態惡化導致耕地銳減
C . 封建經濟得到恢復發展
D . 土地制度發生根本變化
C
【詳解】
通過題干中的表格可知,在北魏、隋朝、唐朝時期所推行的 “均田制”下,老百姓都得到了一定的土地,在此基礎之上,社會經濟一定相比較之前會有較大的發展,故選C;題干論及的是農民的授田數量,而不是社會人口的增加,排除A;題干論及的是在均田制之下,百姓得到了一定數量的土地,而不是耕地的減少,排除B;通過所學知識可知,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一直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導地位,排除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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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倫改革基本特點:
梭倫改革的特點從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
從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帶有“折中”色彩;
從立場上看,對貴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卻站在工商業奴隸主的立場上;
從結果上看,既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又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確立的進程:
1、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改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紀末,克利斯提尼改革,進一步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標志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終確立。
梭倫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倫改革中解負令將廣大平民從債務奴隸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成為享有自由權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須具備的公民群體;
以財產多寡來確定公民的政治權利打破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使工商業奴隸主分享了政治權利,也使下層平民獲得了一定的公民權利。
以財產資格取代血緣資格這就根本上瓦解了貴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基礎;
恢復公民大會設立四百人會議與設立公民陪審法庭等國家權力機構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對國家政權的壟斷,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公民參加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與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沿著梭倫的方向推進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終確立。
梭倫改革的社會歷史背景:
梭倫改革之所以會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紀平民與貴族的尖銳矛盾,致使雅典面臨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在當時,在政治上,貴族不僅占據了所有重要的國家官職,而且還把持了作為最高決策機關、監察和審判機關的長老會議。平民則毫無政治權利可言,由平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形同虛設。在經濟上貴族還控制了城邦的經濟命脈,通過高利貸、土地兼并等方式盤剝平民。平民處境不斷惡化,紛紛破產,無力還債的平民債務人及其家屬從此被束縛在土地上,被迫向債權貴族交納六分之五的收成作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稱為“六一漢”。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屬因債務或交不起地租而淪為債務奴隸。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斷出現,并醞釀出公元前632年的“基倫暴動”。在此嚴峻的形勢下,司法執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當時的習慣法編訂為成文法,限制貴族任意解釋習慣法。然而,該法典仍然維護貴族既得利益,如允許債務奴役,對偷竊蔬菜水果者均處死刑等等,被后世稱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其二是工商業奴隸主階層的興起,促進了雅典的社會政治改革。這一時期,隨著農業、手工業與外貿的發展,工商業奴隸主階層逐漸形成。他們不滿舊貴族的政治專權,要求參與城邦政治,并卷入了當時的政治紛爭。工商業奴隸主階層一般住在沿海地區,被稱為“海岸派”,他們不像“平原派”的舊貴族那樣靠放高利貸、收地租和奴役債務奴隸來牟利,而主要關注發展海外貿易,掠奪外邦奴隸與財產。
他們一方面對無法參與城邦政治強烈不滿,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專權;
另一方面因經濟上富有,也反對屬于下層平民的“山地派”徹底改革的激進要求,主張實行溫和的改革。不過,在反對貴族專權上,新興工商業奴隸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們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貴族施壓,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會歷史背景下,梭倫登上政治舞臺而發動改革。他社會閱歷豐富,具有振興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復為墨加拉侵占的薩拉米斯島的斗爭中,梭倫既激發了雅典公民的愛國主義激情,也樹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選為首席執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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